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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該說，我是個天生浪漫的人。

這也許跟我的天性有關——每個人都有天性，天性有時候是好東西，需要放縱；有時候是壞東西，需要抑制。是吧，小丁同志？我相信你也有天性，比如文學，一個人愛好文學不是后天的，后天只不過根據天性做了一次選擇，所以我說你的天性適合從事文學藝術，你內心一定像我一樣，充滿著許多浪漫的特質，不是嗎？當然是。

我的天性就是浪漫，所以它不限于喜好什么文藝門類，即使我當初學習功課，比如說學習建筑吧，我后來可能就是建筑藝術大師，至少也是一個唱著歌、寫著詩的高級泥瓦匠。所以，我從事的專業不是文學，不是美術音樂舞蹈之類，是金融，是跟錢打交道的學科，但這個一樣沒有妨礙我一直做一個相當有情調的人。當然，你可以寫文章時，像那些小記者一樣，說我是個浪蕩的人，放蕩的人，而不是浪漫的人。但你可以想象，一個浪蕩仔，一個放蕩鬼，進入金字塔尖的部分？不要說是正部級，就是謀取一個鄉鎮長的位置，如果只有浪蕩，試試看，能不能當上，當上了能不能順利干幾年？不容易。我自己對自己的認定，就是浪漫嘛。

我60多歲的人了，坐了十幾年牢，時光和坎坷把我身上的許多氣質消化掉了，但我自認為內心沒有變。我也用不著塑造自己是什么人，用不著矯情。我就是這樣的，有后悔怎么會自毀前程，但為浪漫而死，死而無憾。我這份天性，這份做派，是是非非當然會多。也許，我不應該在體制內發展，我是體制內的另類，壞了體制內的規矩，所以最終付出了這么大、這么慘的代價。在人生最應該輝煌的年齡段，我成了階下囚。這個，真不應該是我的結局。

我的父母都是大學教授，他們從事教學研究，一個是國際貿易專業，一個是外國文學專業。他們是新中國最早的兩個面向國際的專業方面的人才，他們是兩個極有情趣的知識分子。在朝陽區老公寓樓的一個小套里，兩個人把小日子過得風生水起。我小時候，母親用英文給我念雪萊和泰戈爾的詩，用雙語給我解讀莎士比亞戲劇。

我稍稍大一些，大概是進入青春期了吧，我母親有一次看著坐在地板上讀書的我，突然打開音樂，說，寶貝，你起來，媽媽跟你跳一支舞。她帶我走了幾步，我跟不上節奏。我就說，媽媽，你跟爸爸跳一遍，我看看，馬上就會的，都不用你帶。爸爸正在廚房炒菜，趕緊洗了手，進臥室換上西裝，才跟我媽媽隨著音樂翩翩起舞。他們那份優雅，我一輩子都忘記不了。你看，在家里跟媽媽跳一支舞的父親，放下鍋鏟，一定要換上西裝才登場。那也不是什么舞場，是不到十個平方的小客廳。但他們跳得認真，投入，熱情似火。他們對少年的我來說，簡直是釋放的一道電。我從內心敬重我的父母，愛我的父母，一輩子沒有變過，但愿他們的在天之靈，能夠聽得到我的這番心聲。

第一次，我觀摩了一遍，在曲子完成之后，我跳起來，跟我的媽媽跳了人生第一支華爾茲。“這是華爾茲，歐洲中世紀在諸多宮廷舞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高貴舞種。”母親微微地俯下身子，在我的耳邊細語道。我聞到她身上清淡的香水味。我為這樣的家庭氣息而陶醉。

我很快從文學天地，進入舞蹈殿堂，因舞蹈，又進入音樂的世界。我高中的時候能夠閱讀英語文學原著，世界所有一流的文學大師的作品，我至少讀過每個作家的一兩部。我喜歡聽交響樂，聽歌劇，當我的同學陶醉在民歌里的時候，我簡直沒法忍受，我聽到那種不傳統、不現代，不質樸又不高雅的曲調，渾身就起雞皮疙瘩。我的華爾茲跳得棒極了，但是整個學生時代，我幾乎沒有舞伴，除了我親愛的爸爸媽媽，在我們青春的那個70年代，好像很難找到一個貴族舞伴，一個外國文學讀友，一個交響樂和歌劇的知音。他們正在扭秧歌，跳忠字舞，正揮著紅纓槍唱著大海航行靠舵手，不愛紅裝愛武裝。有什么辦法呢？

離開父母進入大學后，才是我真正孤獨的開始。所以，別人看我孤獨，說我孤傲，討厭我不合群，看對了，說中了，討厭得也沒錯啊。你說，我這樣的人，怎么融入他們？一直到今天，雖然我被判刑過，但我走出去，還是華爾茲，還是歌劇，還是普希金、拜倫、海明威，我跳不了廣場舞，唱不出《小蘋果》，讀不了《盜墓筆記》《鬼吹燈》，我跟我們這個年紀的許多老家伙，道不同而不相與謀，本來就是兩個星球的人。永遠、絕對永遠混不到一起去。甚至今天這個時代，穿得花花綠綠的小家伙，我也不欣賞他們。他們打游戲，手機上窮聊，讀胡編亂造的網絡小說，那些山寨電視節目，一點經典的營養都吸收不進去，一分鐘都專注不起來。我認為他們這一代很危險，他們中的有些人不長大腦，從未深度思考過，接觸的不過是一些電子碎片，一種垃圾信息產物。我不希望年輕人永遠是這樣。時代在變，不能把人類文明的優秀內核給拋掉。我們這個民族，文化基礎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厚實，如果在薄弱的框架上放縱低俗，會很快散架，成為空心的殼子，一擊就成碎片的。

也許我沒資格指點他人，訓導時代。但我看得清楚，說的也都是內心的實話。我的這些說法也不新鮮，不獨創，還是有些同感之人的。我們是從內心出發，懷著真正的焦慮，在大腦里思考了無數遍才形成，才不由自主把這些別人不一定愛聽的話送到嘴邊的。相信我，絕不是有口無心，信口開河。

不說這些了，說了，自己和別人都會不舒服吧。

1970年代中期，像我這么外語出色的大學畢業生，全國找不到多少。再加上外國文藝的修養，全國更是找不到幾個。擺在我面前的機會很多，文化部的一個對外文化交流機構，外交部的北美司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國際部，中央統戰部，大概有十幾家中央直屬單位來學校要人，每次我都被要人單位的代表挑中。我對中央電視臺，那時候還叫作北京電視臺呢，有些興趣。記得一個副臺長親自找我談，對我的氣質和口才贊不絕口，表示只要我愿意，電視臺馬上可以錄用。

這么多單位，我就對這個心動了。電視在那個時代稀有，金貴，神圣，似乎符合我的浪漫理想。但是我的父母堅決不同意。他們覺得在新聞和文化單位工作，政治上太危險，幾句話，一篇文章，就有可能讓你的前途完蛋，嚴重的還會一夜之間成為“反革命”，你潛在的命運危險，多是任由別人來強加，跟你本身沒有必然關系，你的專業特點，忒容易授人以柄。我的父親對我說，你要有一顆浪漫的心，但是不能有浪漫的言行，更不能把浪漫當作事業來做，當作職業來做。況且，我大學學的是財務啊，這種專業的選擇顯然是我父母對我人生的一種理性規劃。他們說得對，浪漫不是用來做事業的，是用來美化內心的，用來點燃生活的。然而，我只聽進了一半，做對了一半。

什么意思？后來我選擇了不浪漫的事業，卻又把事業成果做成了浪漫，進而毀了事業。所以，不聽長者言，吃虧到跟前。

按照父母的意愿，我選擇了一家央屬金融單位。在那里上班不到一年，我就被派往歐洲的英國、丹麥等地學習外匯金融業務，先后被安排到負責代培的米蘭、標準麥加利、巴克萊等著名銀行做實習代理員。這在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，我成了為數極少的，具備國際金融眼界和業務能力的專業人才。

實習期滿后，單位沒有安排我立即回國，而是直接把我派往中國金融在美國紐約的分支機構工作。我記得跟我同時派往紐約的同事，在紐約這個世界金融中心，在玻璃大廈森林中，在澎湃的汽車聲浪中，這座世界時尚之都，金融之都，讓他們一時手足無措，自卑萬分。而我，仿佛回到了就是自己本來的世界里一樣，閑庭信步啊。我那樣的淡定和風度，使得同事們無法不刮目相看，都風傳我是中央首長的公子。那時候很多首長子女都改名換姓，插在清華、北大這樣的名校讀書，然后像普通人一樣在普通的工作崗位上，日出而出，日夕而息。真首長的孩子許多就這樣淹沒在普通平凡人之中，不為人知。可我，真的不是名門之后啊。話說回來，如果我真的是首長的孩子，恐怕我的學養和氣質，也無法讓我淹沒在平凡中。

我穿梭在大紐約，如魚得水，很快展現了出眾的才華，熟練掌握了全套外匯業務，在黃金交易和外匯的研究上尤為突出。我常常在世界經濟論壇上，用流利的英語發表國際金融業發展的觀點，放大中國乃至整個亞太地區在該項業務中的國際聲音，引起國內外同行越來越多的關注。在社交派對中，我經常用亞洲視角評論歐美文化；又假設歐美視角，發現和體恤亞太文化。每次，我做報告，不是從經濟出發說經濟，不是從金融出發論金融，我用文化視角，用文化判斷，我有我獨特的推論方法。我是生動的，獨見的，我在世界藝術方面的學養，幫我建立起一種形象，不同于那些常見的玩弄金錢的勢利面孔。這使我的溝通有了利器，我從中國人，甚至亞洲人這個領域的群體中脫穎而出，我也因此交到了許多歐美國家精英階層的朋友。

應該說，在中國改革開放即將到來的時候，我的身上已經具備了可以與西方融會貫通的氣質風度和學識水平。我正是中國下一步發展炙手可熱的稀缺人才。當我與祖國一起邁進80年代時，一個錦繡燦爛的人生機遇大踏步向我走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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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少年時代一直到中年，我都沉浸在奮斗與成功的亢奮中。我的高傲幾乎從未讓我低下頭顱，去真誠尋覓一份屬于心中的浪漫感情。

最近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唱道，“就在那一瞬間，你就在我身邊”，這句歌詞我很喜歡，我難得喜歡流行歌曲，可這一句我真心喜歡，因為它唱出了我人生某一刻，又某一刻！我的兩段情遇就是這樣到來的，某一刻突然降臨，毫無預見；某一刻又款款而來，如同冥冥。一點也沒有我歌我詠中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坎坷。

20世紀80年代中期，我回到了中國金融本部，我才三十四五歲的年紀，已經位居央企中層，成為體制內非常年輕的“正廳級干部”。我風華正茂，英氣勃發，要在事業上大干一番。同時，我渴望的高雅愛情、浪漫知音也在35歲這一年姍姍來遲。

我跟一位老革命家的小兒子是好朋友。他是個非常文藝的人，用現在時髦的說法，叫作文藝范兒。他恐怕是中國人中少有的那種，對音樂癡迷的人，癡迷到不要任何東西，不工作，不操心未來，只沉湎于“音樂響起來，我心在澎湃”的那一刻。他有一個朋友圈子，他們經常在一起搞個派對，圍繞音樂的派對。但其他人都是業余的，也都不固定。只有他一個人是固定的，大家就圍繞他，時不時聚會一下，過一個快樂的周末什么的。

這個圈子很有意思，不斷有新人加進來，朋友帶朋友，朋友的朋友與朋友的朋友再成為朋友。后來我知道，這個圈子成就了好幾對戀人，只有那哥們兒一直是孤家寡人，自始至終很熱心地張羅著所有圈里的事，大家的音樂，大家的愛情，大家的糾紛，大家的婚姻，大家的，哈哈，埋單什么的，真是個好人啊。那哥們兒去世很早，核心沒了，這個圈子也就沒了，真的很可惜。80年代有許多有意思的事，有很多有意思的人。如果他活著，我不知道這樣的人，會不會不能免俗，像許多他那種家庭背景的公子哥一樣，在后來的30年迅速把自己做成億萬富翁？恐怕是的。這是一個時代的隕落，我們的記憶里留下的是那道閃亮的劃痕。

有時候我甚至想，那哥們兒死得非常及時，他及時固化了老革命血統中的那種浪漫。所以，當我現在聽到一些朋友在議論，官宦子弟如今都是富豪，這一類話題時，我會提及這個人。他們會豎起耳朵聽。有一次，一個著名導演對我說，你把這個另類哥們兒的故事，寫個小說吧，我們來做個電影吧，這很有意思啊。是的，有意思啊。但是，這哥們兒對我來說，意義更不同尋常，因為，就是通過他的這個圈子，通過音樂派對，我認識了我的前妻郝寧。

應該說，郝寧那次在我的人生中出場，給我的震撼是巨大的。

那天晚上大家跳舞跳得很歡。郝寧一直在一個角落里抽煙，并沒有上場。我不知道為什么注意到她，注意到這個抽煙的沉靜女孩。我記得當時的情境是，我感覺到一束光從她坐的角落閃現出來，一直跟隨著我的腳步，那就是她的目光吧，一種異樣的目光。后來我走過去，自我介紹，邀請她跳一曲。她就笑瞇瞇地站起來，跟我跳了一曲《多瑙河之波》。跳舞的時候，她告訴我，她并不喜歡這種快節奏的華爾茲，她更喜歡波士頓慢華爾茲，激情隱逸在舒緩、優雅之中，有一種持久的張力。她說她和朋友們把《藍色多瑙河》舞曲，進行改編，搞出了快、中、慢三個節奏的舞曲，不同的人喜歡不同的節奏，各取所需啊。

這支曲子完成之后，她從隨身的包里拿出一個自錄的光皮盒帶，告訴我，她其實是拿老上海的歌曲當舞曲的。她是周璇和白虹的歌迷，專門在香港翻錄了兩位老上海巨星的全部歌曲，帶著卡帶和小型錄放機，隨時欣賞。她告訴我，她還特意去拜訪過白虹，如今，這位曾經在上海灘光華四射的巨星，黯然隱居在北京的老蘇州胡同里。

她把卡帶放進收錄機，播放白虹的《春之舞曲》，然后獨自上場，跳了一支芭蕾舞步式的快舞。大家看呆了，那種感覺，那種效果，你可以想象，它的獨到，她的獨特。

那天晚上，她還和幾個朋友一起演奏了一曲蘇聯歌曲《列寧山》，她拉的手風琴。她演奏的時候，十分投入，閉著眼睛，微微地昂著頭，一縷黑發在額頭上蕩來蕩去。從舞場下來，我提出送她回家，她說好啊。走到門外，才發現有一輛京G牌照的奔馳車在那里等她。我馬上明白，她是高干子女。在她的熱情邀請下，我只好上了她的車。車上，我跟她開玩笑說，本來想追求你的，一看這車，就沒有勇氣了。

她抿著嘴矜持地笑了一下，說，你知道我為什么演奏《列寧山》嗎？我說，當然是因為喜歡蘇聯歌曲啊。她說，這個回答可有些平庸哦。演奏這個，是因為我們今晚應該有一個共同話題，比如，列寧。然后，她就不再說下去了。

我很著急，我說，可是可是，關列寧什么事啊，我關列寧什么事啊。

她還是不吭聲，抿嘴笑笑。

臨下車時，她說，大衛杜夫香水與列寧有淵源，列寧曾多年使用，現在這個香水又開始進入中國，這是一個親近社會主義的西方香水品牌。

我目瞪口呆，因為，我的確使用大衛杜夫品牌的香水。而這款香水進入中國，與我在美國時認識它的一位高管有一定的關系。他問我何時中國男人會用香水，我說，現在，馬上，您可以進入中國，中國正在發生巨變，像我這樣灑香水的男人會越來越多。我沒有想到，郝寧竟然如此有心，如此用心。她聰明的“發現”與精致的“設計”，讓人與人之間，出現了許多“機緣巧合”。